播種第二次綠色革命

到2050年，世界人口總數將達到90億。我們的食品體系能否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，為所有人的健康生活提供充足的食物？塔塔-康奈爾農業與營養專案總監Prabhu Pingali教授、博士對此表示謹慎樂觀，他同時指出農業的可持續集約化發展和協同決策必不可少。

Creating Chemistry:全球食品體系的可持續性和效率正受到廣泛關注。這種程度的關注與您在80年代初剛工作的時候相比如何？

Prabhu Pingali教授、博士：80年代初，我剛開始從事農業和食品方面的工作，當時所有重點都放在水稻、小麥和玉米等糧食上，而且非常強調增加產量。那時，人們對整個食品體系幾乎一無所知，也不了解為消費者提供多元化食品的重要性。過去三十年裡，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：人們將焦點從糧食轉移到更多食物上，並開始關注從農場到餐桌的整個過程。

2013年，您成為塔塔-康奈爾農業與營養專案的創始總監，專注於「尋找農業發展道路，幫助印度農村擺脫貧困和營養不良」。您認為第一次綠色革命的發起者在當時是否預料到，我們至今仍然需要這樣的專案？

我可以肯定他們會大吃一驚。綠色革命專注於水稻和小麥，強調自給自足。到80年代初，包括印度在內的國家已經實現了食品的自給自足。但是，在隨後的1985 至2005年期間，農業遭遇了我所說的「失去的二十年」，無論是印度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，都停止了農業投資，因為他們認為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。這正是目前農村貧困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。

此外，多樣化膳食的重要性從未引起政府的注意，蔬菜和牲畜投資遠遠落後於糧食。於是在印度就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：一方面經濟保持高速增長，另一方面營養不良的比例居高不下，在貧困階級中更是如此。塔塔-康奈爾專案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的，我們希望讓農業和營養重回正軌。

「我們有技術，有土地資源，如果政府政策重視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，那麼一切都會改變。」

Prabhu Pingali教授、博士、塔塔-康奈爾農業與營養專案總監

到2050年，世界人口將增加近三分之一，聯合國糧農署已經表示食品產量需要提高70%。我們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此目標？

我認為這是完全可行的，並且能透過可持續的方式實現。在很多發展中國家，目前的農業產量遠低於他們的潛力，因此必須縮小其中的差距。如果在未來二十到三十年裡，將重點放在農業的集約化生產上，我們無需增加耕地就能提高整體產量。可持續的集約化生產同樣不是問題。舉例而言，我們可以提高化肥效率和水資源利用率。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完全可以攜手合作。

目前的食品浪費現象也很嚴重。在發展中國家，浪費通常發生在供應鏈前端，也就是說作物在被食用或出售前就遭受了損失。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？

在發展中國家的農場中，浪費主要發生在收穫時和收穫後。我認為，在這些地區進行大量的民營投資計劃便可解決這個問題。一些小規模措施就能見效，比如：改進穀物包裝以防止害蟲破壞、改進冷藏系統和運輸系統等。不過，其中的很多措施都必須針對小型農戶。政府可以發揮積極作用，推動小型企業參與收穫後的處理工作。

去年，Nutrition for Growth Summit在倫敦召開，富裕國家承諾在2020年前將全球營養支出增加一倍，從目前的每年預算4.18億美元增加到9億美元。您希望看到這筆資金如何運用？

我認為這將是我們關注農村貧困人群、解決農村營養不良問題的大好機會，它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。讓我們關注如何幫助小農提高生產力，關注生物強化作物在解決營養不良問題中的作用，關注農民生產體系的多元化發展機會。如果能做到以上這些，再對水資源和衛生設施進行投資，我認為我們就能大幅提高營養保障。

最近基因改造和作物改良技術的發展——特別是某些生物強化品種（如富含維生素A的木薯）的出現、以及作物耐候性和耐鹽性的提高——對我們有什麼重要意義？

由於基因技術的發展，全球湧現了一大批新品種：比如耐旱品種和生物強化品種。但基因改造食品的數量仍然太少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公眾對基因改造作物印象不佳，而且這種印象會轉嫁到基因組學上，因為在公眾的理解中，這兩者差別不大。這是一個問題。科學界目前還沒能向公眾說明，基因組學是一門有別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獨立創新科學。公眾的觀念亟待糾正。

我們如何才能確保這些改良後的作物品種被最需要的人所用？

在綠色革命早期，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培育者網路，可以自由分享基因材料和改良品種。培育者能夠在自己的環境中測試改良產品，並決定是否在本國推廣。當時聲勢浩大。但到了90年代，很多網路都停止運行。由於得不到公眾支持，新品種的推廣出現了很大的問題。如果能夠恢復當年的網路，讓培育者自由分享素材，這將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

SMS和GPS等技術已被普遍使用，即使是最貧窮的農民也買得起手機。如何利用這些技術提高食品安全和營養？

在價格資訊方面，手機當然能填補空白。農民可以查看市價，再採取相應的行動。這一點非常簡單。困難之處在於使用智慧手機獲得關於作物管理的即時建議。目前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實驗，比如農民拍下疾病作物的照片，然後發送給實驗室從而獲得建議。然而，真正的挑戰在於規模化——如何將這些服務轉化為小型企業能從中獲益的業務？此類小型資訊服務在小型農業中屈指可數，但它卻是唯一可持續的服務模式。

「就我所見，真正的積極改變大多發生在婦女自助小組。」

Prabhu Pingali教授、博士、塔塔-康奈爾農業與營養專案總監

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，將食品和收入交到婦女手中，是提高公眾健康的最佳方式，因為女性更願意為孩子的健康和營養花錢。我們如何釋放女性農民的生產能力？

女性農民對於確保農業生產整體成長和食品安全至關重要。就我所見，真正的積極改變大多發生在婦女自助小組。無論在印度，還是在其它發展中國家，都是如此。婦女自助小組最初屬於小額貸款組織，但漸漸地她們開始致力於提高小農生產力、促進農村整體發展和加強農村管理等具有挑戰的事務。這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平台。我們需要摒棄表面文章，切實研究農村婦女的轉變，探索如何與她們合作，並建立促進農村發展的平台。

農業可以成為發展的動力，但發展中國家的很多農村年輕人正在遷往城市。我們如何確保農業的效益以及它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？

城市的吸引力還將繼續增加。在我看來，為農村企業家創造機會也許是最好的辦法，其中包括從事農業服務、資訊系統和收穫後服務的農村企業家。這樣就能讓年輕人在農村也能獲得豐厚收入，過上理想的生活。可惜政府對推動農村企業發展興趣缺缺。

您認為未來幾十年內人類是否可以解決饑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？

這是一個能力和意願的問題。我認為我們肯定有這能力。我們有技術，有土地資源，如果政府政策重視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，那麼一切都會改變。但是我們有這個意願嗎？我不太肯定。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仍然傾向於城市，並且對內對外的政策之間幾乎毫無關聯。除非能讓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坐到一起，共同解決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，否則我們的目標就很難實現。不過我們有辦法，有能力讓這一切發生。